摘 要：《简・爱》是一部在中外文学史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文学名著。本文综合了国内外文学批评家对《简・爱》从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叙事方式等主要视角的不同解读，以期能够从深层次发掘小说主题，彰显小说的独特艺术魅力。
关键词：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 后殖民主义 叙事方式
一、引言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的自传体小说《简・爱》(1847)是维多利亚时期最流行，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自从《简・爱》出版后，就一直很受大众欢迎，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简・爱》一直受到中外文学评论家的热烈品评，成为中西方文学评论中的一个热点。
《简・爱》于1847年10月第一次在伦敦正式出版，在第一版中夏洛蒂.勃朗特使用的是笔名卡瑞.贝尔(Currer Bell)。出版后，这部小说立即在英国引起轰动，在三个月里便销售一空。同时，对小说主题以及作者性别的争论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很多人认为《简・爱》是多年来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浪漫主义小说。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的语言粗俗且过于直接。小说还具有反宗教和反道德伦理的因素，也有人据此猜测小说是由一名男性作家所著。直到1849年底，在夏洛蒂・勃朗特的两个妹妹艾米丽・勃朗特和安・勃朗特相继去世后，夏洛蒂・勃朗特才公布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勃朗特家族的历史也随即公布于众，人们对作者身份的猜疑也随即平息。《简・爱》重新被大众所接受，许多评论家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阐释。
在中国，自从1917年《妇女杂志》上“泰西女小说家论略”一文首次把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后，《简・爱》便被大众所接受，随后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歌剧等许多版本，在中国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与此同时，许多中国评论家也展开了对小说主题以及人物的多视角品评。
综观中外《简・爱》的研究史，有关《简・爱》的评论思潮风起云涌，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宗教主义、叙事学等文艺批评理论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简・爱》做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并成为中外研究史上的主要思潮。
二、主要思潮
1.女权主义及精神分析法
欧美的女权运动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在20世纪70年代空前盛行。女权作家们不仅呼吁男女在权利上的平等并波及统治当时社会生活的父权制度。由于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文学女性人物形象，小说刚一问世便成为了女权主义作家号召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一面旗帜，也成为讨伐男权社会的檄文。
美国著名女权批评家Sandra Gilbert与Suan Gubar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从女性主义角度和心理层面阐释伯莎与简・爱之间的互映关系，认为伯莎的非理性行为是简・爱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受到压抑心理的发泄。同时，女性作家Elaine Showalter也从精神分析法的角度附和了这一观点，认为梅莎是简・爱的另一个自我，是简.爱双重人格的表现。她表现了简・爱心灵中的隐蔽、愤怒、疯狂的另一面，她们都是受男性压迫的姐妹。然而，在国外评论界也有人认为《简・爱》不能算是一部女权主义小说。1966年，Robert Martin在他的“The Accents of Persuasion： Charlotte Bronte’s Novels”中认为，《简・爱》不是一部女权主义小说，而是一部宗教小说，涉及到宗教对于男人的意义。而且，他认为，小说中认为女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做饭织补的观点不能认为是要求分工上的平等，而只能是对女人性情本质的认识。1990年，Jean Wyatt在她的“The Role of the Unconscious in Women’s Reading and Writing”从精神分析法的角度对小说激励女性追求进步的作用也提出了质疑。她认为，虽然小说满足了女性追求自强的心理愿望，但简・爱和罗彻斯特的浪漫结局实际上是恋父情结的结果，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
与国外的评论相似，国内的文学评论家也对小说的品评存有分歧。起初，简・爱这一形象被人们视为不甘屈辱、追求平等、为维护妇女的人格尊严勇于抗争的精神典范。韦德三(1981)、吴静(1995)、夏郁芹(2000)、佟静(2003)、王慧英(2010)等都对简・爱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剖析，认为作品反映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对当代女性有重要的启示和影响。王文惠(2008)还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对《简・爱》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作品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和自然资源遭受男性压迫和掠夺的悲剧，表达了作者解放女性和自然、发展女性自我意识、构建一个两性完全平等和谐生存的和乐世界的理想。但接着，就有评论认为《简・爱》中有败笔，不是声讨男权社会的有力武器。卢玉玲(1996)、赵海虹(2004)、赵甜甜(2009)通过对小说中各种细节、语言、心理描写的深入分析，指出小说在人物性格塑造上不可忽视的疏漏，认为
简・爱坚强性格的背后存在自卑心理和对男权社会的顺从和妥协，这是“女性先锋”简・爱的失败。
2.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50年代后， 阶级斗争思想所体现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给当时文学批评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国内外文学评论肯定了《简・爱》文本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元素。夏洛蒂・勃朗特作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时代的伟大女性作家，肯定其文本中客观反映时代人类生活及精神面貌的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文本时代共性特征。然而，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马克思文艺批评理论对《简・爱》中的各种人物的阶级属性给予了定性。
剑桥大学教授Raymond Williams是把英国文艺评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的重要人物。1970年，他在“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一文中，认为《简・爱》虽然不是一部很明显的反映阶级斗争的小说，但它也是向现存社会制度发起挑战的现实主义作品。Nancy Pell也赞同这一观点，在“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Marriage： The Economics of Jane Eyre”(1977)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中的简・爱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受压迫的贫苦无产阶级的代表。同样，后期的女性批评家Susan Fraiman(1993)在“Unbecoming Women：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Novel of Development”中强调小说反映当时社会妇女现实处境的同时，也承认了小说中简爱认同工人阶级并认为他们是英雄。1975年Terry Eagleton在他的评论文章《神秘的力量：夏洛蒂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把简爱归入了小资产阶级代表的行列，小说间接体现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阶级冲突和联合。1982年，Jina Politi 在”Jane Eyre Classified”一文中认为，简・爱处于一个矛盾的阶级地位，她既不属于上层的资产阶级也不愿意加入无产阶级行列。最终，有评论家产生了一个更加折中的观点。Chirs Vanden Bossche在“What did Jane Eyre do? Ideolgy， agency， class and the novel”(2005)中认为，我们不应该给主人公强加一个固定的阶级身份，简・爱在小说中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和国外对于主人公阶级地位定性的激烈争论相比较，国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简・爱》进行评论的作品凤毛麟角。在朱虹(1979)的《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一文中，简・爱被划入了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而在谢来顺(1991)文章《试论简・爱的反抗性》中，简・爱也同样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作者还认为，小说结尾简・爱与罗彻斯特的结合是小说的美中不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也说明在充满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想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
3.后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盛行于从西方的全球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时期，这时，西方对殖民地国家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的占领和控制。维多利亚统治时期是英国经济文化的强盛期，也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旺盛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许多国家的殖民地纷纷取得独立，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便由此产生。后殖民主义旨在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揭示它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
第一个从后殖民主义角度阐释《简・爱》的是出生在加勒比海岛上的多米尼加作家Jean Rhys。她的小说《苍海茫茫》(Wild Sargasso Sea)(1966)对《简・爱》进行了重写。
Jean Rhys 对伯莎・梅森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她揭示了《简・爱》中存在的帝国主义压迫机制，颠覆了勃朗特的殖民主义话语。1985年，Gayatri Spivak在她的“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一文中，揭示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本质。她还将《简・爱》置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进行审视，发现了其背后所隐含的种族问题，并对其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式阅读。1987年，Mary Ellis Gibson提出了和其他两位评论家稍微不同的观点。在“The Seraglio or Suttee： Charlotte’s Jane Eyre”中，她认为勃朗特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使命并不认同，而是站在殖民地妇女的立场上的。小说中瑞德表哥就像罗马皇帝，而简・爱只是一个被他压迫的奴隶。1996年，Susan Meyer在“Imperialism at Home： Race and Victorian Women’s Fiction”她的文章中对Spivak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她认为夏洛蒂・勃朗特在小说中表现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白人统治者的仇视，还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本质进行了批判。
国内对小说中殖民主义因素的探讨和研究相对有限。谷红丽(2003)比较并分析了《简・爱》和《苍海茫茫》中的殖民主义话语。贾文胜(2006)也比较了《简・爱》和《呼啸山庄》，对它们进行了殖民主义视角的解读。甘艳平(2008)、韩英花(2009)、刁曼云(2010)和王勇(2011)都认为伯莎是被压迫的殖民地的代表，罗彻斯特就是帝国主义的化身，圣约翰是帝国主义的鹰犬。
4.叙事方式
《简・爱》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除了它能够从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等角度反映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之外，夏洛蒂.勃朗特在小说中所采用的独特的女性叙事方式也成为作品扣人心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这也成为中外文学批评家议论的焦点之一。
很多读者对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给予了肯定，认为这种叙事方式通过简・爱的叙述把作者的内心世界完全展示给读者，能使读者的情感和主人公的遭遇浑然一体，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但也有评论家认为这种叙事方式有其局限性。1910年，Ernest Dimmet在《勃朗特姐妹》中，指出小说过于强调人物内心世界，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成为小说的一个缺陷。Virginia Woolf在“Jane and Wuthering Heights”一文中，由于作者和主人公经历的相似性，作者通过小说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了她的情感经历。这部小说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所以重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而不关乎社会问题。1950年―1970年，很多美国新一代评论家如Cleanth Brooks、W.K.Wimsatt等从小说的结构、情节、象征性手法的运用等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进一步肯定，认为这是一部经典之作。
在国内，夏洛蒂・勃朗特独特的女性叙事方式也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关注。李利(2002)在《试析〈简・爱〉的女性叙事方式》一文中，认为小说打破了以往男性宏大的叙事方式，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展示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冯茜(2005)在文章《夏洛特・勃朗特的叙事方式》中，分析了《简・爱》的激情想象和浪漫主义手法。李佳玉(2009)分别对《简・爱》和《呼啸山庄》中的哥特式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艺术手法为作品增添了无限魅力。郎芳(1997)、李明(2000)、王文惠(2003)、刘风阁(2007)对小说中月亮与火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张明芳(1998)在《〈简・爱〉结构艺术解读》一文中，认为小说结构的精炼、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新颖的风格等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三、结语
综上所述，《简・爱》自从出版后，国内外许多批评家从女权主义、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等主要方面进行了或褒或贬的评议。然而，相比较而言，国内作家更多地是从文学角度品评了这部作品，而不像国外作家那样从文学、政治、历史等多角度折射这部作品的光芒。因此，国内文学界仍有待进一步从多侧面、多角度发掘小说主题，深层次剖析人物个性，从而充分凸显小说艺术张力，使其散发持久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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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徐巧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及英美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