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首页> 热门资讯 > 名人读书小故事

名人读书小故事

  1、童第周水滴石穿

  童第周1902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他的父亲是一个教私塾的先生。童第周从小就跟着父亲读私塾,边学习边劳动。父亲常常给小童第周讲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讲学海无涯、一定要持之以恒的道理,还写了“水滴石穿”四个字,挂在童第周的书桌旁,勉励他好好学习,希望他将来有出息。

  “水滴石穿”,这是父亲对童第周的勉励,而事实上,童第周就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种精神,他抓住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以顽强的毅力向着科学的顶峰登攀。

  在私塾里,童第周只学了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这远不能满足童第周对知识的渴求。因为家境不好,没钱供他上学,所以,尽管童第周十分盼望有一天能走进学校,与同伴们一起学习,可是不行。直到他17岁那年,在哥哥的帮助下,他才进入了宁波师范预科班。这里不用交学费,还管食宿,穷人家的孩子能在这儿上学,是很幸运的。童第周十分高兴,他抓住这个得之不易的机会,刻苦学习,不放过一分一秒。因为以前只是在私塾里学过一点文史知识,没有一点数理方面的基础,所以童第周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但他并不气馁,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他要赶上别人。

  不仅如此,在他内心深处,还为自己确立了更高的目标——他要考效实中学。该校是当时宁波第一流的学校,毕业生一般都能进大学。多少达官贵人,以自己的子弟在效实中学就读为荣!效实中学对英语要求很高,还十分重视数理基础,而这几门课恰恰是童第周的薄弱环节。而且,他从未学过英语。自从确立了要考效实中学的目标后,童第周更加用功了。他开始自学英语,常常学到深夜。哥哥被童第周的决心所感动,答应供他上学,还请在宁波的朋友为弟弟打听效实中学的招生情况。

  哥哥的朋友从宁波给童第周带来了不利的消息:效实中学这次不招一年级新生,只招到三年级插班的优等生。哥哥想:就童第周的基础来说,本来考一年级就已经很费劲了,现在却只招三年级插班生,这可怎么办呢?哥哥犹豫不决,就去与童第周商量。听到这个消息后,童第周仍不改初衷,他一定要进效实中学,于是,他决定去考插班生。

  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铁杵也能磨成针。童第周考取了效实中学三年级,只不过成绩是倒数第一。一年以后,童第周从倒数第一变为顺数第一,几何成绩从入学时的不及格变为一年后的100分!后来,童第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的高材生。毕业以后,他又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比京大学留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这时他32岁。

  2、扑在书上的高尔基

  高尔基,前苏联大文豪,列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他出生在沙俄时代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丧父,寄养在外祖母家。因为家庭极为寒,他只读过两年小学。10岁时就走入冷酷的“人间”。他当过学徒,搬运工人,守认人,面包师。还两度到俄国南方流浪,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他十分喜欢读书,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利用一切机会,扑在书上如饥似渴地读着。如他自己所说:“我扑在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他为了读书,受尽了屈辱。10岁时在鞋店当学徒,没有钱买书,就到处借书读。那时的学龄前徒,实际上是奴仆:上街买东西,生炉子,擦地板,洗菜带孩子……每天从早晨干到半认。在劳累一天之后,用自制的小灯,坚持读书。

  老板娘禁止高尔基读书,还到阁楼上搜书,搜到书就撕碎。因为读书,还挨过老板娘的毒打。高尔基为了看书,什么都能忍受,甚至甘愿忍受拷打。他说过:“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你去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我想,就是这种条件,我也可以接受的。”

  由于高尔基一生如饥似渴地读书,勤奋不懈地努力,他写下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海燕》、《鹰之歌》、《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童年》、《人间》、《我的大学》。除此之外,还写了剧本和大量的政论、特写、文艺评论等。

  3、余秋雨

  余秋雨是着名的文化学者,他的《文化苦旅》和《中国文脉》丛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书中对中国文化深刻的反思和认识,让许多人追捧。可你们知道吗,这与余秋雨先生的幼年读书时光有密切的关系。

  余秋雨的童年是在余姚县桥头镇度过的,乡村的生活简单、清贫而又快乐。从上海来的母亲几乎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在村子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识字班。儿时的余秋雨跟在母亲身边玩,竟然也认识了不少字。

  4岁那年,余秋雨背上书包走进了乡村的小学。小学有一个图书馆,有几十本童话和民间故事,十分诱人。但几十本书怎么能满足得了几百名学生呢?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写100个毛笔小楷字才可借得一本书。余秋雨的毛笔字,就是在那时打下的根基。他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说:“我正是用晨昏的笔墨,换取了享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的权利。直到今天,我读任何一本书都非常恭敬,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前途,他们全家借住到上海市区。余秋雨在上海报考了中学。

  中学的图书馆不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队,而且想借的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雨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叫“上海青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办了一张借书证。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们每天都吃不饱。余秋雨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就饿了。当他走到图书馆时,离人家关门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从青年宫图书馆把书借出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等找到书,就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能读几页?但是,就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精神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正是少年时那段艰辛的阅读时光,为他今后的文化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余秋雨的《长者》一文中,我们还看到了余秋雨在年轻时发愤读书的情景。1975年世事纷扰,29岁的余秋雨因肝炎回乡下养病,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了奉化山间的一个蒋经国的图书室,专心阅读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书。这简直是上天的一个有意的成全,也使得余秋雨像金庸笔下的人物,仅有高人指点还不够,还让他在某山某洞中获得某种“武功秘笈”。这次阅读对余秋雨无疑是重要的,因为这正好和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张可的指导互为补充,形成双翼:张可指导他接触西方文化,这次他却走进了浩瀚的中国历史。

  关于读书的方法,余秋雨有一个着名的“畏友”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