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那一年，我急于赚钱，去问我家附近的报纸经销商米塞里先生能不能让我放学后兼职送报。他说，如果我有脚踏车，就给我一条派报路线。
当时我们住芝加哥，爸爸身兼4职。他白天在一家金属薄板工厂制作霓虹灯招牌，傍晚替人送花到8点钟，然后开计程车直到午夜，还在周末挨户推销保险。他给我买了一辆二手货脚踏车，但接着他就因肺炎住进医院，没办法教我骑。幸而米塞里先生没说要看我的骑车技术，而只是要看看脚踏车。因此，我推车走到他那里，让他看看，就此上了工。
报童的圣诞夜最初，我把塞满了一卷卷报纸的派报袋挂在脚踏车把手上，推车沿人行道走路送报。不过，推着满载报纸的脚踏车实在别扭，几天之后我就把脚踏车留在家里，另外借用妈的双轮钢丝篮购物车。
骑着脚踏车派报可不容易。你每投一份报只有一次机会，假使报纸扔歪了，没有落在门廊或台阶上，那就糟了。我的办法是把妈的购物车留在人行道上，把每份报送到适当的地方。假如要送到二楼的前廊，而第一次没有投中，我就把报纸捡回来再投。
星期天的报纸页数多，分量重，我便一步步上楼去送。假使下雨，我会把报纸放到纱门里面;如果是公寓大楼，就送到门口。碰到下雨或下雪，我拿爸的旧雨衣盖在购物车上面，让报纸不会湿。
推购物车派报比骑脚踏车要多花很多时间，可是我不在乎。结果我认识了每个街坊—意大利裔、德裔、波兰裔的劳动阶级，个个都对我很好。假使我步行派报看到什么有趣的事物，例如一条狗带着一窝小狗，或者潮湿柏油路面上油渍映出的彩虹光影，也会停步观赏一阵子。
爸出院回家后，白天恢复工作，却因身体太弱，不能再兼别的差事。如今家里需要能够筹到的每一分钱来应付开支，因此卖掉了我的脚踏车。我反正还是不会骑，所以也没反对。
米塞里先生一定已经知道了我没骑车送报，对我却绝口不提。他其实也很少跟我们这些报童讲话，只在我们派报漏掉了哪一家，或是把报纸投在一滩污水里的时候，会痛骂我们一顿。
8个月下来，我送报路线上的订户从36户增加到59户，主要是因为老订户一知道有哪个邻居想订报，就介绍我给人家。也有人在街上把我拦住，叫我把他们列入我的订户名单。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每派一份报赚1美分，星期天则每份赚5美分。我每星期四晚上去收报费，大多数订户会多给我5或10美分。不久我从小费赚的钱就几乎与米塞里先生付的工钱一样多。那很好，因为爸还是不能够多做工，我必须把工钱大部分交给妈。
1951年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四晚上，我去按我第一个订户的门铃。屋里灯亮着，却没有人应门。我到另一家去。也没人应门。下一个订户，以及再下一户，情形都一样。没多久，我已经敲遍了大多数订户的门，按了他们的门铃，但看样子是没有一个人在家。我很着急，因为明天星期五就是交报费的日子了。圣诞节就在眼前，我却没想到大家都会出门买礼物。因此，我沿着走道挨近戈登家、听到屋里有音乐和人声的时候，心里非常高兴。我按了门铃。大门应声而开，戈登先生几乎是把我拖进门去的。
我的59位订户几乎全部挤在他的起居室里，房间中央有一辆崭新的脚踏车，深红色，有一盏电动车头灯，还有车铃。把手上挂着帆布袋，里面鼓鼓地塞了五颜六色的信封。“这是给你的，”戈登太太说，“我们大家都凑了一份。”
那些信封里是圣诞卡，另附那个星期应付的报费。大多数信封里还有一笔丰厚的小费。我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终于有位太太要求大家静下来，温柔地领我到房间中央。“我们从没有过像你这么好的报童，”她说，“从来没有一天漏送报纸或者迟到，报纸从来没有一天是湿的。我们都看到过你推着那辆小小的购物车雨天送报，雪天也送。因此我们认为你应该有一辆脚踏车。”
我只能够说一句“谢谢你们”，说了一遍又一遍。
回到家，我点了点小费，超过100美元—这笔意外财使我成了家里的英雄，也让我们家过了一个欢愉的圣诞假期。我的订户一定是打了电话给米塞里先生，因为我第二天到他的车库去拿报纸时，他已在外头等我。他说：“明天10点钟带你的脚踏车来，我教你骑。”我欣然应命。
我骑车送报才刚感到得心应手，米塞里先生便要我多派送一条路线，一共42户。我骑脚踏车派送两条路线的报，比推着购物车派送一条路线还快。
下雨时，我还是下车把每份报送到干燥的安全地点。如果朝高处投报失手，我就停车，把车放好，再投一次。
我高中毕业后从军，那辆脚踏车给了弟弟。我不记得车子后来怎么样了。可是我的订户还给了我另一件礼物—在圣诞前夕给我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使我永远记得，即使是做最低微的工作，我也要敬业自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