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习近平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期间，首次提出了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即我们所简称的“一带一路”(OBOR)经济发展战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一带一路论文范文，欢迎参考~
篇一：藏羌彝文化产业融入“一带一路”发展的思路
〔摘要〕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涵盖七省11州、68万平方公里、760万人口。藏羌彝文化产业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落地，或者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如何到藏羌彝走廊来互动、互通、合作、生根、开花、结果?本文认为，需要了解藏羌彝文化产品到哪些国家去，当地消费者的需求跟我们国内的差异在哪里。需要运用“一带一路”新的视野、新的空间、新的方法、新的途径、新的价值，去彰显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特色和魅力。需要巧用资源，融入全球化，突出异质文化吸引力、突出空间转换新奇性、突出沿线聚集新变化、突出进出自由求共赢。需要把我们跟国外建立的友好城市联系起来，利用友好城市这个平台来促进大合作、大交流。通过大项目带来大聚集、大活动形成大品牌、大企业创造大效益。
〔关键词〕“一带一路”;藏羌彝文化产业;开放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2-0043-04
文化产业最终要和项目落地，藏羌彝文化产业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落地，或者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如何到藏羌彝走廊来互动、互通、合作、生根、开花、结果，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
一、知己知彼，推动走出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的语言、风俗、宗教、习俗、生活方式、
价值取向，特别是文化需求我们还不是很清楚。需要了解藏羌彝文化产品到哪些国家去，当地消费者的需求跟我们国内的差异在哪里。四川人爱打麻将，在国外没有这种普遍现象。他们消费什么?如果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就找不准销售对象。所以，需要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市、乡村、旅游者、消费者们的消费心理、消费需求、消费曲线。
2015年初，四川组织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沿“一带一路”几十个国家去采访，回来写了系列报道，读了以后感受很深。内地的企业到国外去，不了解当地的宗教习俗，不了解当地的民间禁忌，不了解当地的行政运作机制，所以有一些企业去了就出问题。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日本的企业到印度，先去拜访当地的活佛。他们要举行开业大典，都请活佛为他们主持。他们经常去朝拜寺庙，一下就扎根了。而四川的企业在国外却去找官员，往往很难在当地生根。藏羌彝文化产业要发展，文化企业要走出去，首先需要研究“一带一路”的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历史文化特点。
我们到沿线国家和地区去投资，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足够的软实力来吸纳当地的就业工人，在那个地方也很难扎根。我们的企业多把内地的人带过去，很难融进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只有聘用当地人来作为我们文化企业的高管，才有足够强大的企业文化来吸引当地民众，才可以扎根。因此，需要知己知彼，不能进入眼前一抹黑的“无物之阵”。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二、推陈出新，开辟新出路
“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计划，给藏羌彝文化产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与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运作方式完全不一样，体现在新的视野、新的空间、新的方法、新的途径、新的价值等方面。这是一个“新的视野”，需要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放在“一带一路”开放的格局当中去思考，思维和视野相应也要改变。它是一个“新的空间”，以前我们只注重本地区域发展，但是现在要在“一带一路”的空间来思考。空间小可以把握，空间大了却无所适从，因为空间变大就有多种可能性。在大的空间里来思考藏羌彝文化产业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机遇，也带来更多挑战。它是一种“新的方法”。需要用“一带一路”的整体思维、全局思维、系统思维、合作思维、共赢思维、“五通思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来思考藏羌彝文化产业发展。方法变了，路径也变了。“一带一路”的路径发生变化，要采取哪些新的措施，包括经济的、宗教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将它们有机融合起来。它具有“新的价值”。以前文化产业的价值都是局限于当地区域之内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现文化产业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等。现在“一带一路”给藏羌彝走廊上的文化带来新的价值取向。藏羌彝如何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民族融合，融合之后的价值观要发生哪些变化?我们的产业资源、旅游资源、生态资源，怎么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源发生整合、发生聚集、发生碰撞，怎么产生新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三、彰显特色，探寻耦合性
目前，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比较陌生。正因为陌生，我们迫切梦想它、追求它、融入它，而又不知道对手怎么样，不知道对方心态怎么样。马克思谈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时，强调通过对象返观自身。没有对象的接纳，没有对象化的成果，没有对象对主体的肯定和认同，很难产生主客体整合。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涵盖七省11州、68万平方公里、760万人口。这个走廊是地域性与开放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特色性与融合性的结合。首先，表面看它是一个走廊，是一个大的行政区划，有几个省区，实际上作为一个走廊，它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可以把走廊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与南方丝绸之路结合起来。“廊”和“路”是相通的，可以交叉交融发展。其次，整个藏羌彝走廊的多民族特征非常突出，藏族、羌族、彝族、回族、汉族等的民族风情、民族资源、民族信仰等，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强大的民族通融性，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具有互通互联基础，很容易走向世界，形成国际性交流与互鉴，与全球化发展联系在一起。再次，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特色鲜明。七个省区每个省区有特色，每个民族有特色，藏羌彝的整体性就是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来自于资源的整合，没有整合性就没有特色性。一般而言，整合性应该消解特色性，但藏羌彝走廊正是因为整合了，反而凸显了它的特色。因为特色与整合突出了藏羌彝文化的特点，在中国版图上，乃至在世界的版图上去观察藏羌彝走廊这七省区，它在整个地球上是非常有独特的。这个特色一是因为它是“资源富地”，具有民族文化生态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二是“民族宝地”，这里多民族聚集，稳定与发展任务较重。国家对藏区发展出台很多新的政策，强调在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突出发展，以发展来解决一切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金钥匙。所以它是一个民族振兴发展的宝地。三是“旅游胜地”。差不多中国最美的地方都集中在这个走廊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它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是我国长江上游生态的涵养地，是国家限制开发区，限制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进入，这恰好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四是“宗教圣地”。走廊里的宗教资源独具特色，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都集中在这个区域，成为信众朝圣之地。五是“文化高地”。以珠穆朗玛峰为代表，有很多历史民族文化积淀和标高。这里的文化高地，主要是指文化资源、文化品牌、文化魅力、文化影响力。 四、巧用资源，融入全球化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之所以能够融入“一带一路”，是受藏羌彝走廊这些地方本身的资源禀赋、区域空间和民族特色所决定的。
一是突出异质文化吸引力。文化的多样性在于突出每个民族的异质文化，异质文化越突出对外吸引力就越强大。藏羌彝这几个民族的文化特征，特别是生活习俗、民族节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价值观念，包括藏医藏药等民族医药，都具鲜明突出的特点。因此，每个州和县应突出“一州一品”、“一县一品”。如不少地方都在跳锅庄舞，每个锅庄舞也有不同的表演形式，能不能在某些地方相对集中，突出某一个品牌，有些地方弱化一点，把某个地方突出一点，做强各种各样的具有民族风情、民族特色的演艺团队。异质文化的突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且，我们要走出去演出、去展示、去展销也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二是突出空间转换新奇性。空间一变，一切都变。“一带一路”之所以有吸引力，那因为是我们的未知空间，一个奇异的空间。什么是旅游?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就是旅游，所到之处都是新鲜的。空间转换的新奇性要在“一带一路”中间展现出来。城市之间、民族之间、区域之间、项目之间、园区之间，尽可能实现空间转换、空间交流。空间交换带来的裂变是非常巨大的。我们要加强“一带一路”与友好城市，“一带一路”与旅游景区、旅游线路、旅游产品的交流。藏族的唐卡绘画、羌族的“刷勒日”绘画、彝族的毕摩绘画都具有吸引力。能否依托格萨尔史诗建设世界英雄史诗博物馆?甘孜相当于山东省那么大的面积，虽然它的非遗很多，但是很难集中起来予以展示，能不能把非遗保护传承通过部落的形式展陈出来。还有甘阿凉三州的古雕群、桃坪羌寨、原生态的锅庄节、藏传佛教、火把节、羌族的民歌、羌族的瓦尔俄足节、羊皮鼓舞、泸定的樱桃节、九龙观海节等，这些都是这个区域的亮点。这个区域它的民族文化空间在，形态也在，唯一需要转换的是吸引国内外的大量旅游者进来，有些资源没法带走，但是有些歌舞、工艺、项目是可以走出去的，通过文化贸易、文化交流走出去。所以，空间转换是我们追求文化产业项目设计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三是突出沿线聚集新变化。“一带一路”沿线资源丰富，整个西部太神奇了，西亚、东亚、中亚民族风情太多了，但是怎么聚集就有一个考量。这个聚集肯定会产生新变。因此，要通过大项目、大企业来做。
四是突出进出自由求共赢。一来一去，进进出出，“一带一路”和藏羌彝文化企业、文化项目必须自由的进出，如果行政审批不精简是很难实观的。所以，进出自由求共赢很重要。七省区藏羌彝的文化怎么自由的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怎么自由的进来，必须要有大的自由度，促进交流自由、贸易自由、学术自由，没有这些自由是不行的。
五、抢抓机遇，加快大发展
大转型带来大机遇。国家转型进入新常态，经济在调结构、稳增长，这个大转型带来了大的机遇。需要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看成一个大走廊、一个大交流的动态变化的整体走廊。七省区不能像铁路上的警察各管一段，七省区一段一个段长，应该有“走廊”整体意识和行为方式，把整个走廊无缝隙连接，七省区要形成聚合优势，这样才能够形成大走廊，才可能有大交流。比如，四川不通过云南，不通过西藏，我们的产品出不去。凉山的彝族文化和楚雄的彝族文化，都是一个民族，其文化产品与服务可以从云南那里出去。所以在文化产品、文化贸易出口这方面，七省区走廊要建立一个机制，建立一个平台，达成一些协议，这样才可能有大的交流。
大沿线开辟大合作。从“一带一路”辐射地图看，差不多把这个地球涵盖完了，这个沿线太长了。我们怎么谨慎地一步一步地出去，进行大合作?藏羌彝文化产业怎么走出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们现在跟国外建立的友好城市联系起来，利用友好城市这个平台来促进大合作、大交流。走廊沿线的友好城市之间能不能在旅游产品、企业注册、文化消费等方面享有同等的市民待遇?比如我们到沿线国家，到印度，或者到俄罗斯等友好城市去发展，能享受到当地的市民待遇。这个问题要通过国家层面来设计有关政策。
大项目带来大聚集。文化产业的特质使得创新型小微企业很多，特别是民族地区要搞大的项目是困难的。但是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思考大的项目。这种项目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在国内藏羌彝走廊里设计，把国外的资金、国外的资源尽可能聚集在这个地方;二是走出去，在其他国家去设置我们的项目，建设特色园区，如打造藏羌彝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民族文化旅游线路、民族文化工艺产品研发基地、高原丛林户外运动营地、藏药生产研发中心、民族歌舞剧目等。
大活动形成大品牌。藏羌彝文化走廊有国家级的、世界级的品牌，世界级的非遗也很多，如大熊猫、九寨、黄龙等。但是，文化产业要形成影响，必须要有国际性的活动。陕西从 西安出发沿“一带一路”走，推荐西安的唐代文化。云南的普洱茶做的推介活动非常成功。过去是每个省自己策划搞活动，现在我们七个省区应该联合起来做一些大活动，形成大品牌，包括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整体的而不是分阶段分区域的走向世界，整体向“一带一路”沿线推广我们的特色品牌。
大企业创造大效益。没有大企业、大集团，藏羌彝文化产业也很难有大发展。需要打破地域限制、打破所有制限制，如可否设立藏羌彝民间工艺研究院、藏羌彝民间工艺贸易公司、藏羌彝民族服饰生产贸易公司。藏族服饰、羌族服饰、彝族服饰都有特点，完全可以推向国际市场。可否实施藏羌彝特色文化品牌推广营销战略，共同打造藏羌彝特色文化产品贸易服务平台。这些，都需要有一些大的企业来运作。
篇二：成都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挑战和路径研究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正逐步形成，西部内陆地区已成为我国开发开放前沿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撑。成都地处我国内陆，是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点，也是两大经济带战略的核心节点城市，展望未来，成都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撑。本文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深入剖析成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七大机遇和五大挑战，并结合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成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条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成都
〔中图分类号〕F12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2-0035-08
一、引言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是我国“不平衡”发展战略向“平衡”发展战略的转变，也是我国区域开放战略重心的重大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客观基础条件出发，我国发展战略在经济地理空间上选择了由“平衡”向“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巨大战略转变，区域开放战略重心，先后历经了沿海开放、由沿海向内陆沿江开放、沿边开放再到全面开放的演变过程。在“不平衡”发展战略时期，区域开放战略重心变动的主要特征是：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中部、西部内陆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后方和腹地，劳动力、资本等经济资源要素主要是向东部沿海而去。而“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即：在开放的思维上，由“不平衡”向“平衡”发展战略思维转变;在开放的对象上，既要注重对发达地区的开放，也要对不发达地区的开放;在开放的方向上，由东部倾斜式发展向东中西并重、陆海空联动发展;在开放的方式上，既要注重“引进来”，更注重“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两大战略将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地理区位，塑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新开放战略的前沿地区。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成都，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四川省首位城市，将直接受惠于两大战略，大幅缩短联接世界的时空距离，深刻改写自身交通区位和经济区位，从西部内陆城市转变为向西、向南开放的支点城市，获得向西迸发的新路径，成为向西开放的“龙头”，从传统后方变成为前沿。
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既是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腹地和支撑，也是南方丝绸之路即蜀身毒(印度)道的起点和源头，是南北丝路的交汇点。成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核心节点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国家战略赋予了成都新的战略定位，也为深化区域合作和全方位开发开放指明了方向，对成都发展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
二、成都参与“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主要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进入实施推进阶段，“一带一路”将对内扩大开发开放范围和领域，带动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发展，助推经济加速转型升级等;对外将加强基础设施联通，加速经贸文化交流，开拓多层面多领域合作等。成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节点城市和重要支撑，在区域发展新棋局中，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
(一)“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互动的战略支点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是中央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两大国家战略，四川地处这两大经济带的结合部，成都则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和联动点，是两大战略互动的重要战略支撑点。成都的战略支点在于：一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是综合性的工业基地，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二是西部城市中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三是成都工业化水平整体上高于西部其他中心城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拥有雄厚科技力量和优势科技资源。四是成都在西部大商贸中优势明显，商贸中心的功能持续增强。五是成都交通通信枢纽的功能不断增强，以铁路、民航、公路为骨干的运输体系基本形成。成都应当充分把握这一战略机遇，发挥战略支点作用，支撑两大经济带的战略互动与共振，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1〕
(二)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与枢纽建设
“一带一路”对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强化成都机场的区域枢纽功能，形成以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管道、光缆等综合交通联运网络和东西通道枢纽，促进成都建设成为区域对外开放一级综合交通枢纽，为成都迈向国际性区域交通枢纽，创造了良好的机遇。通过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能够进一步助推成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务实合作，促进成都更多的参与国际分工，有利于成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将进一步加强成都向外开放力度，有利于不断扩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对成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特大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功能提升
“一带一路”需要核心节点城市的支撑并发挥其集聚辐射功能。“一带一路”是由城市和城市群为支撑，组成的一个呈网状的经济带。成渝经济区以成都、重庆两个特大中心城市为核心引擎，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聚集区，是引领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提升内陆开放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载体，〔2〕也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支撑点，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进入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国家将着力推进经济基础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重点经济区发展，成渝经济区建设将进一步加快，〔3〕成都作为我国内陆经济高地，西部地区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有望建成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和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辐射并带动周边区域联动发展，通过与周边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成都城市集聚和辐射功能将进一步提升。
(四)“天府新区”晋升为国家级新区
2014年10月，天府新区通过国务院审批，正式成为国家级新区。这意味着天府新区的开发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也意味着天府新区将在税收、土地和重大项目审批等方面得到国家政策更多的支持。“天府新区”将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形成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都市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示范区，〔4〕将成为内陆面向欧亚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西部地区与全球经济、技术、信息、文化流与合作的通道和平台，必将为四川经济乃至西部内陆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五)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和国内产业转移
“一带一路”的建设要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经济全球化使国内外产业加速转移，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成都产业正步入“工业4.0时代”。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以及跨国公司区域布局战略调整，“外资西进、内资西移”的大趋势为成都发挥后发优势，抢先占据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在更大空间范围谋求未来发展创造了机遇。从国内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生态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扩大内需、经济结构调整提速，有利于成都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六)创新内陆开发开放模式
“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我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发开放的新格局。成都要用好海陆空全方位开放的区位资源，创新开放模式，促进优势互补，培育内陆开发开放高地，加快同周边国家、省(市)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与长江经济带的衔接互动。成都作为深化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要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创新内陆开发开放模式，切实发挥成都在新时期国家内陆开发开放中的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为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破题探路、积累经验，打造开放型区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5〕
(七) “蓉欧快铁”以及国家开放口岸的获批成为成都开放型经济与对外联系的载体
2013年4月26日正式开通定时发班的直达欧洲的蓉欧国际快速铁路货运班列(简称“蓉欧快铁”)。从成都青白江集装箱中心站出发，经宝鸡、兰州到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直达波兰罗兹站，线路全长9826公里。“蓉欧快铁”与国内其他类似班列相比具有快速直达、定时发运、公共物流平台和贸易便利等优势，存在的共同问题是运输价格相对较高，需要政府给予补贴。“蓉欧快铁”欧洲转运中心同时具备欧盟及俄罗斯与独联体保税优惠便利，作为公共服务平台采用开放式运营模式，是贸易平台和物流平台的结合点，为改善成都的进出口环境及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成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成都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进入转型升级的阵痛期
当前，成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由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成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一是成都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面临着“中等收入陷井”的考验。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的标准，成都2014年的人均GDP水平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近年来成都经济总量虽然继续保持领先优势，但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二是成都人口、资源、环境的制约愈发明显。在人口要素方面，成都老龄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3个百分点，支撑城市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加快耗竭，人口大市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逐步弱化;在资源要素方面，全市可利用的地理空间极其有限，土地资源高度紧缺，到2020年前，不含天府新区仅有不足40万亩建设用地可供使用;在环境要素方面，成都既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是“严重生态赤字区”，全市水环境监测断面70%以上受到污染，城区空气质量还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总体来看，成都已经进入资源要素“紧约束”时代，生产成本上升和承载能力受限的“双重挤压”，倒逼我们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二)成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激烈的区域竞争压力
经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与此同时，我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也已进入由“大开发”向“大开放”战略转型，西部地区广大省、市地区均希望借助“一带一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以扩大本地对外开放，促进西部省区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大流通和大融通，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目前，诸多西部省市已经全面加快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之中，重庆、河南、宁夏、陕西、新疆等均已找寻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成都要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在前列，防止被边缘化的趋势，必须发挥在诸多竞争对手中的资源、产业、人才、技术、创新等优势，加快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发展。
(三)结构性依然不够合理，经济加快发展与转型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现阶段成都加快发展与经济转型仍然存在较大矛盾，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投资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制约居民消费需求扩大的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科技对产业的支撑作用有待加强，结构调整和新经济增长点培育缓慢。〔6〕2011年以来全市经济增长减慢，GDP增速从2011年的15.2%降低到2014年的8.7%，工业生产总值增速下降，由2012年的15.6%降低至2014年的9.4%，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面临较大困难。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传统工业化特征较强。一是工业发展速度远超过服务业发展速度。“十一五”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3%，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仅为12.9%。〔7〕2011-2014年，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而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在下降，服务业发展不够充分。二是工业化结构水平偏低。2011-2014年，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但传统加工制造业在未来相当时间内仍是成都工业发展的主力，当前，新能源产业发展仍处于低迷状态，光伏产业虽有所回升，但市场波动剧烈，且与欧盟的谈判仍存不确定性，国内市场启动有限，成都新能源产业面临产能严重过剩、创新基础薄弱、产业集群不够、竞争实力不强、调控手段有限等具体问题。三是产业高端化不足。各产业内部高端环节普遍发展不足，多数处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产业链条的中低端环节，产品多属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的中低端产品。
(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较大 成都城乡劳动力资源总量将进一步增加，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保障扩面提质和城乡全面接轨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严峻挑战。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普通劳动者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一方面，随着传统产业转移升级，大量从业人员需重新安置，带来结构性失业加剧的阵痛。另一方面，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大量重大产业项目入驻，技术工人特别是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将会更加明显(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近两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与东部地区相比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再明显，与此同时，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群体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结构性矛盾的难点。社会保障制度需进一步完善，管理、经办、监督三方面体制机制亟待进一步理顺。虽然成都已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以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大社会保险制度为主体的制度架构，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较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亟待统一、完善和固化;持续参保机制和待遇增长机制亟待建立;精确管理的体制、机制亟待健全完善。
(五)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大，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中期向后期转变的进程，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可能进入高发期，城乡之间在空间形态、经济收入等差距拉大，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未富先老”态势加剧，对现行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城镇化体系还不完善。成都域城镇体系属于典型的首尾分布，呈现出“大城市太大，小城镇太小”的总体特征，中心城区聚集了超过50%的城镇人口，且聚集态势还在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逐渐显现。成都长期呈现出“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市域发展格局，城乡之间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城乡“市场分割”、“户籍分隔”、“服务分化”、“产业分离”和“管理分治”等问题突出，城乡之间的制度障碍严重制约了城乡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虽然成都已在全国率先全面完成了农村土地产权确权颁证，但农村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宅基地等产权在流转中仍面临诸多地方层面难以克服的制度障碍。全域成都统一户籍制度改革主要针对成都户籍人口，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题仍需着力解决，引导外来人口向近郊县转移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社会保障在制度上虽已实现城乡全覆盖，但农村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农民还难以真正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圈层之间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够均衡。
四、成都参与“一带一路”的路径建议
成都作为我国与欧盟、中东欧、南亚合作的重点区域，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合作的重要支撑区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需要从国家全方位的战略高度，积极开展全方位对内对外合作，努力建设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承担起向东向西“双向开放”和带动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成都必须找准自身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既是落实成都服务国家战略、四川发展的应尽之责，也是自身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的强力支撑，有利于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加快国家门户城市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提升向东向西向南开放水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一)通道路径：建设综合交通枢纽是合作开放的前提
首先，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完善“一市两场”功能定位，打造西部地区门户枢纽机场和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强化空中丝绸之路的核心支撑。完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客货运输功能，巩固已有航线优势，积极开辟新航线，支持国内外航空公司开通以成都为始发终到或中转地的国际客货运定期航班。加快推进成都新机场项目建设，将成都天府机场打造成为集空、铁、路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其次，建设国际铁路枢纽。构建国家高铁枢纽城市，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高铁国内枢纽城市，连通欧亚非三洲，形成通达与欧洲、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非洲的陆上贸易高铁大通道。从建设成都主枢纽的角度，争取规划建设“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强大高铁交通骨架，构建货运铁路枢纽，依托蓉欧快铁、中亚班列黄金双通道，构建面向中亚、西亚、欧洲的贸易快速通道，通过构建成都与泸(州)、宜(宾)港口的便捷铁水联运系统，接入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再次，建设西部高速公路枢纽。确立高速公路在对外交通的骨干地位和基础作用，全面形成畅接全省、辐射中西部、通达全国“三环十三射”高速公路网络。加快建设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成都新机场高速、红牌楼至新津(经双流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市域内高速公路密度进一步加大，并全面提升高速公路功能和服务水平，逐步完善“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高速公路骨架，形成成都至节点城市和发达经济区的高速公路交通圈。
最后，建设国际化区域物流枢纽。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运输体系，将成都建设成为贯穿“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国际物流大通道重要集散地和国家级区域物流节点城市。加快建设形成由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高新园区)和成都铁路口岸、成都公路口岸、成都航空口岸组成的“一区三口岸多场所”国际物流体系，共同构成“四园区、四中心、多物流服务站”的物流空间布局，努力将成都打造成为中欧航空货物的转运中心和亚欧货物转运中心，着力提升“蓉欧快铁”“中亚班列”双黄金通道能力，加强与亚欧各国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推进成都与亚欧各国互设境外国际物流园区。
(二)产业路径：建设高端制造业基地是竞争实力提升的支撑
首先，促进高端产业集群发展。加快形成多点支撑、多元支撑的现代工业发展格局，重点发展汽车制造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航空航天产业等产业集群。编制产业指导目录或国别投资指南，推动产业、企业、产品、技术、标准等国际融合，帮助企业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加强与俄罗斯、德国、法国在轨道交通、节能环保装备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与以色列、捷克在高新科技、精密机械、通用航空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延长产业链条、做强产业支撑。主动融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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