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包拯是一个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清官的杰出代表，是一个断明了很多冤案错案的出色的断案高人，人们习惯称他为“包公”或者“包青天”。现存的元代公案戏有18种，包拯一人就占了11种;明代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有13种，反映包拯破案的也有8种。铡美案、狸猫换太子等等，正是戏曲小说的这般大肆渲染，才使包拯从一个尽职尽责的封建清官变成了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破案能手。
历史上的包公，其实远非传说中的那样神奇，只是他为百姓办实事，所以受到了人们的爱戴与拥护。
民间传闻，北宋名臣包拯手中的权力非常大，“三口铜铡”上管君、下管臣，牛得不得了。其实，历史上根本就没这回事儿。首先，他当官没有传说的那么牛;其次，他手中的行政权力也极其有限。
包拯在民间被尊称为“包公”或者“包青天”，是执法如山、为民做主的班头，位极人臣、执掌权衡活判官，据说皇帝曾钦赐给他龙、虎、狗三口铜铡刀——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朝臣不忠;老百姓就更甭提了，清除几个市井无赖还用得着开封府费事吗?单说大人物吧，死在包拯铡刀底下的有当朝国舅、东床驸马以及数不尽的贪官污吏，还有自己的亲侄子……戏曲里的黑脸包公总像戴着一副大墨镜，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可使皇家低头的权力，自然能让老百姓产生深深的敬畏。也就是说，包公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他在正史中的实际作用。毕竟，他让水深火热的中国老百姓，模迷糊糊地看到了一点虚无缥缈的生存希望。
给皇帝找个活爸爸，搞“姜太公在此，诸神让位”，这是中国民间的一大恶作剧。老百姓有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总想自己说了算;可怜，出门怕外人，在家怕老婆，一辈子也碰不上个发号施令的机会，于是，清官就成了水深火热的精神寄托。那是中国人以特权取代特权的童话，也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治梦”。他们的意志一经盖上“开封府”的官印，立刻就骑在了朝廷的脖子上，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也要跟着喏喏连声、点头哈腰;否则，开铡!老百姓供奉包青天，犹如睁眼瞎盼望黎明，即使包拯借尸还魂了，也没有平常人什么事儿——毕竟，他是皇上的人。
《宋史》中的包拯并非天天端坐在开封南衙，抬着铡刀，跟别人过不去，他的功名也是一寸一寸熬上来的。很难想象，皇帝会愚蠢到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加一个“紧箍咒”，被外人看管着。尤其赵宋，“不经过流血而诞生的政权”，文臣武将长时间地掌握一种权利，都难逃被猜忌、被掩杀的厄运。作为一名没有政治背景，单靠进士出身熬上来的普通官吏，他的相翅蟒袍、三口铜铡都是民间神化的道具。正史对他的评语既不算吝啬，也不算慷慨;只勾勒了一个正面角色的粗略轮廓：
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这点儿有限的权力未免令人失望，然而，的确仅此而已。其实，《宋史》也是二道贩子，汴梁城里的街谈巷议当然也属于对清官早期的神化过程，包拯惟一能摆到桌面的事实只有一件：开门办公——打官司的老百姓能“径造庭下”，同断狱官吏对话，这在等级森严的旧制约束下，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
说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都怵头，凭什么?铡国舅、宰驸马、打龙袍、砸銮架吗?当然不是，历史不承认民间附会的部分，尽管改造后的故事极富人格魅力和戏剧性。《续资治通鉴·宋记》讲到了包拯最露脸的几件大事，虽说牵涉权贵，但终究没闹到铡刀见红的份儿上。第一件，搞水利规划，拆除势族违章建筑;第二件，拿两任“三司使”开刀，由于他的弹劾，这些同僚被弄得丢官罢职、狼狈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