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名词很时髦，说的意思就是工业化到了中期，社会矛盾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就存在一个"鲤鱼跃龙门“的问题，跃不过去，打回原形。跃过去才是发达国家。社会此时需要改变模式，进行重大改革创新。中国过得去吗?怎么过?
这个陷阱在中国是很现实的——贫富差距拉大，投资过剩，内需不足，债务不断积累。老龄化导致后劲不足，劳动力成本提高，房地产泡沫严重，经济被其绑架，外资出逃等等。而政治方面同样是接班人制度化问题迟迟未解，风险集中于中央。文化上意识形态危机严重，知识分子主流与官方指导思想分道扬镳。倘若当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依旧是按部就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话，中等收入陷阱一定会陷进去。届时就是乱局开始。未雨绸缪，应当怎么做?
根据产缘民主论的历史理论，结合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可以得出如何处理这种社会危机的办法。
首先是明确改革总方向，是地缘秩序走向产缘秩序。国家要明确自身的产缘定位，处于何种位置，要自觉地走向这个位置。长远的目标同样要明确，为社会的长治久安，避免传统地缘政治秩序的一治一乱后果，什么样的有成效的改革创新都应当考虑，不可为传统意识形态因噎废食。
改革总路线就是经济金融化，政治联邦化，文化适度回归传统。金融化，联邦化，就是产缘秩序对政治与经济的基本要求，中国已经过了工业化初期阶段，国家垄断的工具性意义减弱。而金融化符合全球化的组织要求，联邦化利于降低政治风险。文化适度传统，是因为老龄化加剧，需要部分传统儒家思想回归，以为恢复生育率背书。而意识形态上，新的产缘社会理论解释共产主义足矣。消除知识分子集团与官员集团的歧见。
随后应当考虑的就是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了。面对当下的经济政治文化困局，需要引入全新的改革理念，进行一个全盘解决。
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文化上引入”共产先定思想”，可以为政治权贵与资本集团之间提供一个利益交换手段——你接受代理人身份，放弃所有权，我负责减税，并为你洗脱剥削者的罪名。这样以文化手段将两大集团的指导思想统一到共产主义思想上来。以此为所有的政治争斗提供总的框架。
以下谈减税问题。
减税，如何减?当下经济衰退，债务危机严峻，政府大规模扩大支出，似乎不能减税。那么要创造良好的改革条件，还需要有一个强力的经济“强心针”，以促使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在此前提下完成变革。
强心针就是消费信贷，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就是以消费信贷推动的经济繁荣，以消费力抵消房地产繁荣导致的严重泡沫。即卸掉房地产包袱。在消费信贷推动的经济繁荣期间，实现减税，降低债务比例，化解债务风险，加速金融化。缩减政府投资。并将地方债务地方化，自负后果。此为联邦化之经济独立。这是否会造成庞氏骗局，出现美国次贷危机的状况，这需要拿捏火候。
如何消费信贷，能够刺激消费繁荣?普通消费者如何参与进来?这需要政府有点创新手段，比如身份证，可以以此为每个成年公民提供10万元的免息信贷，这就足以引起全国规模的消费狂欢。而这个信贷规模不足以处理房产。因此它能刺激的消费繁荣是要绕过房地产的。就是说，以消费为核心的繁荣来取代房地产为经济重心。当然，这个繁荣必须避免通胀，合理的方式就是要求房地产降价，刺穿房地产泡沫。有控制的大规模的消费繁荣，伴随大规模的房地产降价浪潮。由此通胀对通缩，危机即消除。虽然这会带来房地产链条产业的大规模危机但其危机可以合理对冲。失业再就业就很容易。
那么政府由此丧失了卖地收入，该如何办?一方面地方债务自负，政府就不会盲目投资搞基建，缩减债务和投资规模，消费信贷带来的债务繁荣不是为政府投资准备的，而是为政府退出投资，为国企乃至政府本身的债务解套准备的。政府应当尽自己的地缘机构本分，丧失卖地收入，可以以租金收入替代。就是当土地食利者。卖地收入只能是增量收入，这样土地可能卖无可卖，不可持续。只有吃存量，租地收入，才可长久维持。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低价垄断，将城市的各种房产经纪挤掉，统一为政府廉租房。彻底解决城市人口的住房问题。既得收入，又得人心。
债务繁荣基础上，才有减税。但减税对私企有利，好处是不能白得的。必须要以代价交换减税条件。而顺带以此解决根本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就是通过这个措施完成合法合理的劫富济贫，以此才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这就需要逼迫私企，创造其危机，以实现”城下之盟“。
也就是说，在债务繁荣之前，要聚拢人心，掌握群众。利用经济衰退形势，威逼私企就范，接受减税条件。
办法就是，加强集权，增加军费支出，摆开架势要扩军备战。同时打黑再唱红，指责私企剥削，要扩大国企，散布收归国有的言论。这会有很多吹鼓手。当然，这也就制造了国际危机，即”攻势防御“，由于这合情合理，由此加大国际谈判要价，争取一个稳定的改革环境，就是国内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变革时，美国等国不准捣乱。
开给私企的减税条件就是，要走金融化，上市融资。但必须接受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的严格征缴，这都没什么。关键是要放弃上市资本的所有权，以共产先定论为理论基础授予其代理权。个人奋斗的成就，就是天然的共产代表。用钱来交换名。而实权未变。协议达成，不再进行对私企的攻击宣传。放缓并最终放弃扩军备战的激进扩张计划。
如此债务繁荣，同时房价下跌到合理水平。回旋余地会变得大很多。房价下跌最终会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形成良性循环。消费信贷，只要安排得当，就不会出大问题。而债务繁荣高潮过去，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活动，理论基础还是私企负责人成了代理人，也就是公有，公有可免税。
减税的结构应当是税制改革，减增值税，并最终放弃增值税等公司税，同时有减有加，加大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力度。使其成为主力税种。由此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也不会导致资本出逃。新税制建立，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则可以根本遏止。而资本向境外转移的运动，在经济持续发展时代是愚蠢做法。且协议已成，昔日私有资本当下可以认为是公有资本，昔日的资本家，现在可以认为是编外公务员，即不被通过的资本出逃是违法行为，且资本境外转移进行奢侈消费同样是腐败行为。由此弥补官僚系统与私企系统的收入鸿沟，这对挽回公务员的人心至关重要。此时私企的上市资本不再被认为是私有资本了。贫富差距自然大大减小。
这样，金融化的改革可以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来搞，这很重要，可以让坚持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们有个适应时代发展的台阶，无需自我否定，对他们来说，目标是全新的，也就没有了迷茫，有了方向。债务繁荣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创业活动，而打造企业家社会则是产缘民主的核心追求，即其行为可以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背书。
其逻辑对政府来说就是先集权，再分权。集权打共产主义唱红旗号，分权同样打新的共产主义创业旗号。当然，这里持久需求的关键还是劫富济贫的金融创新。共产先定，剥夺上市私产，给予其名分。这也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交易。而意识形态彻底统一合流。
这是个整体的社会改革设想，意识形态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可以一并解决。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持久繁荣是可期的。这里遗落的是劳工力量，最后还是谈一下。集权时代，这不是个问题。分权时代，劳工力量要放开。要允许社会自组织，就共产党来说，它早已不是个党，而是一个官僚机器。这个官僚机器之所以还要打党的旗号，不止是历史原因，而且还要充当意识形态堡垒的作用。这要看得开，当社会自组织了，而且这些自组织都慑服于产缘民主的共产主义历史理论。那么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社会自觉维护的了。党本身就可有可无。
产缘民主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个开放的理论，我无意于为它规划太长远的前景。社会的法统在谁手里，谁就会有一番自己的解释。现在能提供的仅仅是个框架，但这也已经足够了。它可以对美国等国展开意识形态攻势，这也是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党的历史，无需颠覆，而它的革命叙事，也可以继续下去，衔接下来。改开三十年，与之前三十年，的确无需互相剥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