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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起的民工故事

  开学半个多月了,上面要来进行开学工作大检查,开学初检查教师备课情况,学生流失情况这些都不足为虑,唯独这个大检查马虎不得,它包罗万象,稍有疏忽就让领导抓住小辫子了,轻则劈头盖脑地批评一顿,重则就把你挂起来了。只有真正当过基层领导的人才有切身体会,一般老师你不敢得罪,他们是学校工作的主力军,你得依靠他们;上面领导你更不敢得罪,他们手握你的身杀大权,看谁不顺眼一脚踢开就是一句话儿的事,所以说,当一个基层领导虽然有一点权力,实际跟龟孙子差不多少。

  主管后勤的罗副校长对我说:“头儿,你看操场上杂草怎么办?”

  我知道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一个暑假几个月下来杂草疯长,尤其是中间夹杂着芦苇,坚韧异常,锄头拿它没有办法;学生课程压得紧,也没有过多的时间搞义务劳动;教师不说四体不勤至少劳动能力不强。我说:“这样吧,我到康庄村跑一趟,他们康村长跟我比较熟,花钱请几个农民来打一下突击,这事儿你就不管了。”

  说起与康村长打交道已经有些年头了,当初他们村里办工厂首先开办的是一个蛋品厂,就是腌制咸鸭蛋和制作松花皮蛋,刚开始打不开销路,过年的时候希望我们学校帮他销售一部分蛋品,反正过年也要给老师们办一些年货,我一口应承下来,以后他们的蛋品厂就发展起来了,他很感激我请我喝过一次酒,还要给我送礼,被我拒绝了我说:“你要是给我送礼就相当于吃回扣了,当老师最忌讳这东西,我们可以交个朋友,没准哪一天我有为难之处就来找你呢!”康村长满口答应,但是我一直没找过他,毕竟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行当。

  我把来意向康村长一说,他就满口答应,拿出手机来当即叫来了五个农民兄弟,对他们说:“这位是刘校长,他们学校操场上长了一些杂草,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动报酬,你们去打一下突击,你们回去把镰刀和锄头都带上,要跟自己活儿一样。”

  有两个农民还跟我套近乎说,刘校长熟人,我们的孩子在你们学校上过学。我说:“既然是熟人就更好,算是给我帮帮忙吧!谢谢大家!”

  到了学校,我指着足球场对五位农民兄弟说:“就是这一片,要求是把长得比较高的杂草割短,把芦苇挖出来,每人每天一百元。”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农民说:“刘校长,您没有说错吧?我们村长可是说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动报酬,怎么一到您这儿就减了五十块?”

  我反问道:“市场价格民工不就是一百块吗?”

  几位农民一起哈哈大笑了说:“刘校长,您在哪里过日子?那是去年的价格,今年大工是两百,小工是一百五,您要是出不起这个钱,我们可就回去了,这是看村长的面子我们才来的。”

  那位年长的农民说:“不瞒您说,就是一百五一天我都不想来,我家里养着四十头猪,一年好歹也是八九万元收入,犯不着吃这份苦。”

  另一个矮个子农民说:“我们请人除草割谷子都是支付一百五,您不会比我们农民都不如吧?”

  一个胖农民问我:“你们没有涨工资吗?”

  我回答说:“没有呀!我一年的收入还不到三万元。”

  那个年长的农民说:“刘校长,这我就要说您了,您多少还有点文化吧?干什么不比教书强,”他指着胖子农民说“他总共才只有三亩鱼塘,养黄鳝,一年少说也有十万元,如今一年两三万元干什么?还不够打麻将输的,看来您是不打麻将啰?”

  一时间我被几个农民搞懵了,仔细一想,大家都涨价看起来手里的收入是高了,实质上水涨船高,谁手里也落存不到什么,我们这些低收入者无非就是按农民说的不打麻将。我不是一个厚古薄今的人,但是我想说,我怀念过去那种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日子。那时候至少没有黄赌毒黑这些不良社会现象。最后我咬紧牙关答应了几位农民,不知道明年民工价格是不是还会涨高?到那时候,学校真的支付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