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3年中国出台《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但政府“控高“扩中”和“提低”的行政操作实践，几年下来，最终还是一锅夹生饭。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所以牵动人心，并寄望国家层面干预解决，在于中国已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特别是直接由腐败和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已引发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和严重的社会撕裂。
中国的基尼系数，业界专家预测数值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而依据经济学家王小鲁调研结论：中国收入最高10%家庭与收入最低10%家庭对比，收入差距竟有65倍之巨。缩小这个差距，这些年总体进展缓慢。
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提供基础条件并不是要点，当下经济全面低速增长情况下，社会财富总量也难以短时间增加，反而可能会减少。核心问题是对已有的社会财富总量如何公平分配。政府对此是主要的担当者，并且，社会财富的一半已经被政府掌握，社会层面的自发调节收入分配空间已经很小，或者说基本无能力自发调节。
政府要把重心放在全方位建立公平和效率匹配的法治社会上，打造基础环境，是解决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治本之策，致力的是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的良性共振。否则，长期依赖简单的行政干预，或是该管的没管住，不该管的给管死了，这本身是政府职能的错位。
政府应该管好公务人员和国企人群的收入分配。法治社会匹配的是约束行政权力必须规范运行，并最大程度杜绝官员以权谋利获得贪腐收入。而对国企人群非正常劳动的垄断溢价收入，政府也应该进行限制。对官商勾结部分民企获得大量不法收入问题，我之前写过文章，建议进行时间和内容上的切割，不符合条件者，应保持对其不合法侵占收入的追缴。
尽管社会千呼万唤要求减税，但减税难于上青天。我的观点，政府可以不减税，但政府必须完成中国高税收匹配高福利的社会治理目标。甚至，为此还可以另外对高收入人群合理加大个人所得税收。否则，没有高福利匹配的高税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长期无法忍受的。
当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政府最提纲挈领的行为是，政府首先全面承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开支，这本身才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
第一阶段，不求达到北欧几个高福利国家水平，也不向美国、日本看齐，但至少不能低于俄罗斯水平。政府收入中，至少三分之一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开支，尽快弥合贫富差距过大的裂痕，体现政府二次分配的核心作用，而现在此上开支，只占到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一。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积弊丛生，而企业统筹上缴“五险一金”负担沉重，总和已相当工资水平40%大几。社会统筹应该全部由政府收入替代，全面取消社会保障体系双轨制，一方面可以直接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另一方面为社会层面企业收入分配腾挪出必要的空间。
中小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95%，创造了全国50%税收和80%城镇就业。但近些年相当部分的中小企业员工没涨过工资，中小企业税负沉重和社保上缴不堪重负，不简单是所谓的老板黑心，更多是无能力去增加员工工资福利。
政府是否有能力全面承接社会保障体系开支，回答是肯定的。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不久前表示：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达到44%，这一比重明显偏高。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74638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25968亿元。人社部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17096亿元。2016年上半年，中国GDP总额269044亿元。据此计算，上述政府收入已经占到了GDP比重的44%。
我以为，这还不是政府的全部收入，如果再加上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应该已达到50%之多。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宏观税负跨越到了世界最高行列。
现在大家明白了，刺激内需为什么长期无效，公款消费为什么一放就灵。
国际比较，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北欧福利国家，大约为45%-50%，个别国家超50%，但匹配的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由政府负责;第二类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宏观税负大约为35%-40%之间。中国宏观税负如此之高，但社会保障福利却仍然很低，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高额价格开支，压的中低收入家庭喘不过气。这样的状态下，只有借贷透支几十年，再加上坑蒙拐骗，才能维系表面上的生活虚荣。
房价为什么疯狂，这也是核心原因之一。为什么必须解决高房价问题，这也是核心原因之一，政府的社保保障政策的释放，是高房价的克星。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很大程度在于部分掌握切蛋糕的权力者，不仅在收入分配明处获得利益优先，还在权力寻租暗处获得收入分配的溢价。深层改革应走在收入分配改革前边。
新一届中央在限制公务人员和国企人员收入分配上，成果是值得肯定，这个工作推动起来本很难。就长治久安的意义讲，把不该占有权力返回社会，把不该拥有的财富转道社会保障，中国所谓的收入分配问题，基本迎刃而解。
更具体点数据推导，三分之一的政府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并确保其中极少贪腐，就能够很大程度对冲社会矛盾;二之一的政府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并确保其中极少贪腐，中国基本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剩余二分之一其中的百分之五十，用于政府行政管理开支、科技开支、军事开支，并且严格限定不超支;剩余二分之一其中的百分之五十，用于保护修复我们的自然环境。
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问题并不复杂，是别有用心的贪官庸吏人为搞复杂了，中国需要真正有担当负责任的政治家披荆斩棘，去修正这些扭曲的财富分配关系和坚守基本的顺应民心的社会治理制度构造，基于上述目标，我们接受这样的威权，我们也可以接受一定时期的利益牺牲式的奉献。
而依上去干，中国定会成第一世界强国，与美国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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