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大价值。
对联的渊源应该远溯到桃符。据东汉末年应劭的《风谷通义》记载：黄帝书称，上古时候，有神荼和郁垒兄弟二人能捉鬼，兄弟两人住在东海度朔山的一棵特大的桃树下，检阅百鬼，对那些“妄为人祸害”的鬼，就用芦苇绳索捆起来喂老虎，于是后来的县官常常于除夕扎桃人，执绳索，并在门上画虎，借以吓鬼压邪。后来人们大概感到扎桃人和画老虎费事，为简便起见，就以“桃符”来代替桃人。这种插桃符的风俗，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产生。
所谓桃符，据汉代的《淮南子》记载：就是古人过年时悬挂在门的两边，上面画着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郁垒像的一寸多宽，七八寸长的桃木板。后来桃符简化，就只画上符咒，或者只写上“神荼”和“郁垒”的名字，或者只写上求神灭祸的简单吉语，再发展就是写两个对偶的句于其上。这种桃符，每年除夕更换一次。
正式春联产生于何时呢?可以确考而又保存下来的一副，乃是五代时期后蜀国君孟昶写的一副五言联。据《宋史·蜀世家》说：孟昶每年除夕，都命学士为此题桃符，置于寝门左右。在蜀未归宋前一年的除夕，孟昶“令学士辛寅逊撰词，昶以其不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据此，有不少的对联研究者就认为，作于公元九六五年的这个十字偶句就是最早产生的一副对联。
对联的产生，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考察，对联是由对偶句发展而成的。说准确些，它是在诗、赋、骈文的创作实践中，对偶艺术臻于成熟时的产物。
对联的前身是对偶句。对偶句式、句法早在殷周之前就已存在。如《尚书·益陈谟》云：“满招损，谦爱益。”《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对偶句在先秦古籍中已是屡见不鲜，这在《诗经》和老子的《道德经》中尤其多。刘麟生在其《中国骈文史》(1937年商务版)中曾说：《道德经》中裁对之法已经变化多端：有连环对者，有参差对者，有分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如“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有反正作对者(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类)。他还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毕具。”(灏东说，要多看看《诗经》啊)他列举了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本句对，顺句对，隔句对，错综对，整章对的例句。这种例句，在古代人民群众的口头谚语中也有很多。如《史记》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便是。再如：“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人们自觉地和广泛地运用对偶艺术到诗文到诗文的创作中，始于西汉的司马相如等赋家。汉代有一种半诗半文的文学“赋”发展起来，这种文体很讲究文采和韵律。到魏晋时期，赋体作品日益骈偶化，产生了骈体文。”骈”字原意是指两匹马并驾齐驱，各偶字近义。骈文全篇大都是用字数相等、意义相关、音调谐和的对偶句组成的。到南北朝，骈俪之风盛行，如唐代刘知几《史通·叙事》所说：“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对于对偶声律更加注重考究，把前人的对偶艺术发展到新的阶段，在骈文和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属对精工的作品。至些，对联产生的条件完全具备，而沈约、刘勰等人的声律说的出现和广泛传播，则是对联产生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南史·沈约传》说：沈约“撰《四声谱》……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又有《周颙传》也说，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新唐书·宋之问传》也说：“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想婉附，属对精密。”现代骈文史家刘麟生也说：“骈文之美，不仅恃句法之整齐，对仗之工稳而已，尤须恃平仄之协调……此种调平仄之工整，至梁沈约而始告厥成功。”
《南史·陆厥传》说：永明末……汝南周颙善识声韵，(沈)约等文皆同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五字之中，音韵悉异议，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关于永明体诗的声律特征，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曾说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