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4月1日起，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190元增至23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19元增至20元。
上海市人社部门在解释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时指出，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含劳动者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这些应由用人单位另行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中夜班津贴、夏季高温津贴及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下的岗位津贴，伙食补贴、上下班交通补贴、住房补贴也不作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应由用人单位另行支付。
2017年失业保险金标准将实行“先归并，再调整”，不仅提高待遇，也简化操作，方便失业人员理解政策和计算待遇。“先归并”，即先将目前按照累计缴费年限和年龄分三档设置的不同标准，就高统一归并至最高档。“再调整”，即在2016年第一档第1-12个月失业保险金最高标准1520元/月的基础上增加140元/月，调整为1660元/月。
上海还从4月1日起将2017医保年度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从42万元提高到46万元，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部分，仍由地方附加医疗保险基金支付80%。上海同期还调整了就业补助、工伤保险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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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5元、10元之差亦关系“民生”
依靠采价系统和511家样本单位确保相关数据的科学性
作为上海市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中唯一的职工代表方，上海市总工会通过建立全市职工工资和低收入职工家庭生活支出情况的日常监测网络，一直以来坚持从源头参与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与维权工作。记者获悉，在历年最低工资调整制定中，总工会通过大量前期基层调研及严谨数据分析，为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合理、科学地“发声”。
现状———
除2009年外，每年都颁布
“早在1987年，上海工会就进行了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可行性研究，并向市人大提交了议案。1993年11月24日原劳动部发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同年上海就开始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工作，除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2009年外，每年都颁布新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一位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她参与了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工作的全过程。 所谓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劳动法》规定，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2017年4月1日起，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190元增至2300元，增加110元，上调幅度为5.02%，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19元调至20元。其中，最低工资不包括个人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也不包括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伙食补贴(饭贴)、上下班交通费补贴、住房补贴。 传统制造业、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该人士告诉记者，上述行业的生产一线及辅助岗位，较为集中地汇聚了以最低工资为薪酬标准的在职职工。
从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调查的一组数据来看，在上海，服务业实得收入在2020元的占行业总人数10.3%，其中77.5%为生产一线和辅助岗位职工;制造业，收入在2020元的占行业总人数5.3%，其中84.3%为生产一线和辅助岗位职工;批发零售和餐饮住宿业，月收入为2020元的占行业总人数3.7%，其中57.1%为生产一线及辅助岗位。
作用———
四成职工认为最低工资显著影响工资增长
资料显示，整个“十二五”期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向上跑，年均增长率12.5%，从1120元提高到2020元。
就国际惯例而言，最低工资一般应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而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市职工平均水平。据总工会介绍，2016年，上海的最低工资加上个人社会保险最低缴费后，已占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比例的43.2%。
调研证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低收入职工工资增长、缩小初次分配收入差距作用明显———
上海市总工会开展的“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职工收入及家庭生活的影响”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据统计，在被调查的2065名职工中，有39.2%的职工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是推动自己工资增长的最大因素。近五年工资增加次数越多，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作用最大的人数占比越高。
2010年至2016年，2065名职工人均加工资3.13次，人均每月累计增加929元。对职工加工资频率统计显示，三成职工增加工资次数达到了五次，人均月累计增加额1171元，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1070元的增加额。
协商———
采价系统+511家成员单位：深入采集职工收入数据
上述市总权益保障部相关人士说，“参与最低工资的调研和制订，首先就要‘坐得住’，其次是要对数据敏感。”
她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主要考虑城镇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费用支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企业人工成本等因素。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上海市总工会、市企业联合会、市工商业联合会共同研究提出方案。
“整个协商流程繁琐，若三方第一次提出的观点差异较大，那就还要协商第二次、第三次……只有到观点基本接近后，人社局才会最终拍板逐级向上汇报，经审议批准后，最后向全社会公布。譬如2017年的最低工资调整，三方从去年12月就启动了第一次协商。”
记者从市总权益保障部了解到，上海市总为了履行好源头维护的职责，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职工尤其是困难职工的收入和生活消费状态的调查网络，并开展了各项专题调查，为每年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提供详尽的依据。
作为数据来源之一，上海市总工会“企业职工收入状况调查网”包括了511家成员单位。其中国有企业211家，占41.3%;集体企业22家，占4.3%;有限公司28家，占5.5%;私营企业189家，占37%;港澳台和中外合资企业61家，占11.9%。行业分布包括制造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住宿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服务业、教育卫生和文化娱乐业、其他等七大行业。
市总权益保障部介绍，针对这511家单位，开展一年两次的常规调查。涉及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分配：包括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不同岗位的平均工资等等;第二部分是福利：包括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职工疗休养、劳动保护培训等。511家企业，一家一张详尽的统计报表，汇总到市总工会，再通过数据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之二，则是上海工会系统中的一支采价员队伍。他们每周穿梭于菜场、超市、卖场，记录与低收入职工家庭息息相关的消费品价格。譬如洋鸡蛋500克4.52元、鳊鱼500克12.01元，在目前的物价采集中，除了指定菜场的主副食品价格外，还包括各类生活用品的采价。30多年来，这项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也为最低工资调整提供了有力依据。
宗旨———
在保证职工基本生活和企业可承受度中找平衡
对职工来说，最低工资意味着维持基本生活及温饱的最低保障线。
政府每年在调整最低工资时都听取两方面的意见：第一个是听取总工会等代表的就业人员的意见;另外听取企业联合会、工商联等代表的企业经营方的意见。最后找到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数字。
上海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坦言，“三方台下的关系虽很要好，但一上谈判桌，各家都是据理力争。”
“事实上，我们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企业方和职工方都需要有一个代表来为他们发声、说话。”她说，每年，哪怕为了5元、10元的调整幅度差距，各家都是站在“民生”的立场上，充分发表意见观点，用数据摆事实、讲道理，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然而，在宏观经济增速下降，企业面临转型时期，作为职工代表方的总工会也并非一味建议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
该负责人表示，“我们在调整过程中也要掌握一个‘度’，就是既要考虑低收入职工的薪资提高幅度，也要考虑企业承受的负担，要注重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科学性，充分发挥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劳动者及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保障作用。”
当然她强调，每年最低工资增长要守住的底线包括，首先把物价增长水平覆盖掉，确保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其次，要使劳动者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譬如，去年上海的物价指数全国最高，达到3.2%。这对低收入职工群体来说开销就大了，实际收入等于下降了，基本生活就难保证了。”
市企联：上海最低工资含金量全国最高
企业从“被动接受”到“达成共识”
最低工资制度客观上是把“双刃剑”———涨得太慢不利于保障低收入者权益，涨得太快有可能拖累用人单位。经过三方协商机制多年的磨合，对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已从一开始的“被动接受”逐渐变为“达成共识”。
企业最低工资意识增强九成企业愿意上调
2001年，我国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建立了国家级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2002年上海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席会议也随之正式启动运作。其中，市企业联合会与市工商联代表企业方参与上海最低工资标准制订。
“起初几年做调研时，许多企业会直接表态‘最低工资不要加’;可最近几年的变化很明显，说‘不加’的企业已经非常少了。”上海市企业联合会雇主部宋靖坦言，引入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之初，沪上不少企业对于“最低工资”的概念和认识，仅仅停留在“成本”和“负担”的层面上。而近几年改善明显，有九成以上企业表示愿意上调最低工资。
然而经过15年的磨合，对于最低工资是否该调整，企业已从一开始的“被动接受”逐渐变为“达成共识”。
宋靖说，一方面，三方通过年年对企业的调研，无形中加深宣传了“最低工资”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企业认识到对于一些一线、岗位水平较低的职工，不能冷漠以待，应该给予关心;另一方面，企业也确实感受到了近几年物价上涨的势头猛烈，也自发希望做一些调整，来保障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过多地受其影响。
从去年9月起，市企联启动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的专题工作，在各个行业组织了多家具有行业代表性企业，了解劳动标准政策尤其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对上海企业用工方式选择的影响，走访部分企业并召开了区县企联、行业协会及创新型企业座谈会，发放了2000份调研问卷，调研样本基本覆盖各个行业、规模、性质，并且特别涵盖到本市所有区。
民生微利行业负担仍不轻商超行业首次出现亏损
需要注意的是，最低工资调整带来的影响并非简单唯一，它的变动会牵涉到一家企业甚至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
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是，上海青浦一家箱包企业，规模四五千人，老板海归。由于从事出口箱包代加工，一线基础岗位职工收入大多接近最低工资。几年前的一次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老板依约给这些一线员工涨薪资12%左右，没想到，这一本该无可厚非的调整却引起了公司中层员工的不满。他们质疑：为何一线员工工资能涨12%，创造更高附加值的中层员工薪资涨幅却只有个位数?由此引起了该企业一场群体性纠纷。
对此，宋靖表示，该企业雇主依照《最低工资规定》给一线员工涨工资并无错处，而企业中层员工想法简单，并无考虑到他们薪资的基数本就在高位，如果按同比例一样上涨，雇主或许会不堪重负，“但由此可以看出，最低工资调整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此调整幅度的多少，必须谨慎以待。”
上海市企业联合会雇主部主任李敏告诉记者，最低工资标准具有刚性特点。
这种刚性标准一旦制定就必须强制执行，而一旦提高就难以降低，这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工资刚性增长脱离劳动生产率，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
另外他提到，从企业内部来说，往往对不同技能和岗位的劳动者适用不同的工资标准，当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升，企业内部工资结构的公平性就会被打破。而从外部市场上来说，企业和劳动者都是千差万别的，市场的变化也会对一些行业的盈亏、兴衰带来新变化，这都应纳入最低工资调整幅度的考量中。
李敏向记者透露，在今年最低工资调整标准的前期调研中，市属商超企业，如华联、联华、良友等超市，近年来因房租高企，人工成本上升(人工成本占总成本60%以上)，电商冲击，造成经营不堪重负，出现关店趋势(今年1月-6月，从业人数下降7.3%)。以良友为例，今年因亏损关掉门店20%，减员21%。
上海最低工资含金量最高降“五险一金”缴费基数呼声大
上海一家从事电子配件生产的公司经理吴先生表示，目前上海的制造企业几乎没有在最低工资线上雇佣职工，基本都得在一倍以上。“看似最低工资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实际上一旦调整，对企业影响还是相当大。每次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职工就会要求涨薪，为了留住职工，企业实发工资基本是跟着最低工资上调的幅度走。”
另外他提到：“工资上涨，公积金、养老金等费用也会水涨船高，这也是企业最担忧的地方。”
李敏认为，目前虽然全国各地都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但其“含金量”是有差别的。 例如北京及上海均明确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用人单位应按规定另行支付，而除了这两地之外的其他省市所参照的最低工资则是税前工资。
“上海的最低工资指的是实际到手的纯收入，如果按照上海2016年219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加上社保缴费等，企业支付工资实际在3000元以上，远高于其他地方水平。”
我国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60%比例执行。根据目前上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标准的相关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的社保缴纳基数下限为3563元，企业缴费比例合计为35%，个人的缴费比例合计为10.5%。由此，按照最低缴纳基数计算，企业需为职工缴纳1247.05元，职工个人应承担374.12元。
也就是说，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来说，目前社保的最低缴纳基数还高于其大多数员工的实际所得工资。这样的缴费基数设定，使得社会保险缴费在企业人工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成为了许多企业普遍反映的“困难”。
那么，工资成本的上涨，企业应该如何来消化?“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不能只盯着员工工资，”李敏认为，企业的积极应对之道，应体现在走品质创新和品牌发展之路。
人社局专家:
标准类似“原始参照系”
今后最低工资依然“必须上涨”
上海某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虽然每次涉及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总会引来一些质疑声，但不可否认，最低工资标准确实保障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劳动者的权益。 对于现实情形中，一些早前“低门槛”的工作目前实际月工资已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现状，他表示，“如果由此就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失去了指导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说，制定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的责任。它的特点是要保证每一个、任何一个劳动者在正常劳动的前提下，获取到一定额度以上的到手劳动工资。“不论哪些行业如今在用工市场给出的薪资是三千还是四千，首先这并不代表所有劳动者都有相等的议价能力;其次，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会因为某些行业的市场变化而停止制定或一味加大调整幅度。”
他透露，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保护，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将越来越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强势资本的无情打压。因此，一方面，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将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市场也将因为缺乏足够的购买需求而逐步萧条，从而使市场本身受损。企业要运行，相应的岗位就必然存在。
另外，该负责人还特别提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实际还牵涉和影响到多项其他社会标准的制定，“最低工资就像是一个‘原始参照系’一样，”没有它，那么上海的“失业保险金标准”、“就业补助标准”等等，也就无从而定。
从客观发展趋势来说，该负责人认为，今后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依然“必须上涨”。他说，回顾过去十几年，除了在2009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情况下，要暂停提高最低工资让企业“喘气”外，上海坚持年年调整最低工资，且保持着全国最高水平。
“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为了让企业有高利润，而是为了劳动者权益保障和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发展愿景。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且不论劳动者权益保障，单就企业利益而言，缺乏消费的市场必将衰亡，企业也将最终衰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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